王稼祥（1906—1974年），原名嘉祥，又名稼蔷。安徽泾县厚岸村人。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年，他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在那里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王稼祥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他由团转党（当时团员转党，团龄也算作党龄）。 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 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1937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 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 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 因毛泽东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终年68岁。
王稼祥的人物思想
■处理国内问题有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考虑到中国利益。同时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人。
从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年轻时留学苏联五年，他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王稼祥当年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在国外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安徽同乡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们那样依照苏联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党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王稼祥却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模仿国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产方式上的广大农村。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这样促使许多自认为先进者却脱离本国实际。所以他们纵然有千条万条妙计，结果却无从施展。
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你知道王稼祥是怎么淡出领导核心的吗？
王稼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对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遵义会议后，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并被确定为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这个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进行长征，被认为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对维护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延安，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周恩来常驻重庆南方局，朱德经常来往于八路军前方指挥作战和延安军委总部，王稼祥常驻延安，协助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又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
一贯谦虚谨慎，不讲自己功劳、只讲自己过失的王稼祥，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说：“从1938年我回延安担任军委和总政工作，一直到1943年因病脱离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犯错误比较少的一段时间。”事实上，正是在这段时间，王稼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对党的事业、对中国革命事业、对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他本人也锻炼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抱病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同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这是一篇已被历史公认为全党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无表决权）。王稼祥也是中共七大代表，编在晋冀鲁豫代表团，但是他因病未能出席。王稼祥经七大主席团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但是，在6月9日大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中，他只得了204票，不足半数，落选了。王稼祥为什么会落选？
七大代表、当年担任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编在中直、军直代表团）说：“1943年秋，稼祥同志患了严重的胃肠病，因而没有能参加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这是最简洁、概括和准确的说法。
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七大代表，编在晋冀鲁豫代表团。1997年7月16日，笔者在访问杨尚昆时，关于王稼祥七大中央委员落选一事，他说：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人家认为他架子很大，实际上他是个书生气派浓的干部。在中央苏区，他和下面干部缺少交流，人家也很尊重他，因为他有这个职务，是毛主席相信的。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缺点。”“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线。按照情况来讲，他应该是王明路线里的一个重要人物。”王稼祥作为一个留苏学生，回国后工作做得不多，但一下子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很多干部，包括一些经过长征的老干部，还是认为他是王明路线里的人。这也不错，开始他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但实际上，王稼祥进中央苏区后就逐渐了解了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所以，他在很多时候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时他又有病，这样慢慢地他也不管什么事情了。“由于大家对王稼祥同志缺乏了解，很多人把他和王明摆在一起，没有选上中央委员”。
王稼祥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他平时同干部、群众的接触少，这同他的性格有关。大家都很尊重他，但缺乏交流。在延安时期，他身兼数要职，工作劳累，身体又有病，有时在主持会议或听取前方各部队、各根据地负责人汇报时，或者因为汇报人讲得罗嗦，抓不住要领，或者因为会议时间已经开得很长，需要留出时间由他做结论，有时流露出不耐烦的样子，打断别人的汇报，往往由此引发一些同志对他有意见。有的代表看了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不满意，认为写得太简单。这些都可能是影响他当选中央委员的原因。
由于中央委员落选，当然不能再进入政治局，这在王稼祥的革命生涯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考验。这时他仍在王家坪住处病休。许多同志包括朱德、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等，先后来看望他，一方面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同时也怕他难过而来安慰他。王稼祥笑着迎接大家，而不谈及此番落选之事。杨尚昆回忆说：“‘七大’选举中委，他落选的那天，我从杨家岭跑到王家坪去看他，他笑了笑，对我说：没有什么，我没有选上还好一点，我的身体不好，选上做不了更多的工作就不好。”王稼祥对正式中央委员落选一事能处之泰然，彰显出把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看得高于一切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讲话共三个部分：一、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不要以为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就可以马虎一些。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大会所要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名额不少，有34名；他们也参加中央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提出意见；当正式中央委员出缺时，要由他们递补。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么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会更大”。二、对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说几句话”。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
“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使代表们加深了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按得票多少先后为序，王稼祥以名列第二当选。杨尚昆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是“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
王稼祥的后代
稼祥和朱仲丽没有育有子女
七大后张闻天,王稼祥担任何职
张闻天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6年春任合江省(今在黑龙江省内)省委书记；
1948年春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次年调任辽东省(今在辽宁省和吉林省内)省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到外交战线工作。1951年4月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同志在江苏无锡病逝。
王稼祥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953年3月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9年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委员。
1965年1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委会委员。
1966年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
王稼祥个人简历
王稼祥（1906年-1974年），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夫人朱仲丽（1915年—），1939年3月5日在延安结婚。
关于王稼祥的生平和评价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1925年9月在上海大学附中部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参加长征。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同毛泽东、周思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7年6月，由于伤情恶化，去莫斯科治伤。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9年1月，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1941年任中央研究组副组长。1942年6月，同陈云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1943年7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1944年伤病复发，脱离工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再次去苏联治病。1947年5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在对外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看法。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第三、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3年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
